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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番简单短暂的试探,“拥戴哪个藩王临时监国”这个问题,就很快收敛到了只剩最后两个选项,福王和潞王。

    这也很正常,毕竟原本历史上,主要也是这两人竞争,最多再加上一块史可法后期想尊重伦常纲纪而调用的遮羞布桂王——但如今这一世,因为朱树人带来的蝴蝶效应,桂王全家都在衡州之战中因为乱指挥乱压榨当地明军,遭到反噬,被张献忠杀光了。

    而瑞王等选项,也跟原本历史一样死了。

    所以,史可法连找遮羞布权衡一下的机会都没有,只剩了福王和潞王,退路已经彻底堵死。

    在座的衮衮诸公,虽说并不全都是东林一脉,但能在南京六部厮混,多多少少跟东林都有关系——事实上,到了崇祯末期,“东林”这个概念已经被极大地滥用扩大化了,正如当年的“阉党”,也一度被扩大化滥用。

    明末的党争,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,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,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,把另一派弄下去之后,什么斩草除根的毒手都能下,

    所以能在天启朝当官的,几乎都得披上阉党的外衣,哪怕原本不是也是了。

    而到了崇祯朝,随着魏忠贤党羽覆灭,剩下的人不是东林党的也得装作跟东林有点关系,最后就满朝东林了,其实人还是那批人,无非换层皮假装投靠了另一派系。

    大家多少都有点东林的干系,自然要担心福王为了当年他父亲老福王跟光宗争太子之位的恩怨,清算东林众人当年力挺光宗的旧仇。

    怕的并不只是清算真东林,而是怕有人借着清算真东林的机会,搞随心所欲的扩大化打击。

    哪怕福王跟崇祯的血缘关系确实比潞王更近一辈,东林文官也要想方设法枉顾这个事实,找点借口出来。

    史可法还算是比较有节操的,这些话他本人也说不出口。

    高弘图和徐石麒调任不久,不便出头,而姜日广作为礼部尚书,刚才起了高调子,也不好立刻说那些例外的话。沉廷扬倒是有点动机,但他文化水平太差,一圈看下来,也就只有吏部尚书王铎唱白脸了。

    王铎一阵无语,只好当这个恶人,提出:

    “值此国难之秋,非比太平岁月,监国之人必须有才干,有聚拢人心之德望,方能度过时艰。福王虽伦常较近,但在藩时,忠孝贤名似乎……史阁部,还是要慎重呐。老夫执掌吏部,对藩务不是很了解,你们慎重便是。”

    王铎这番话,说得闪烁其词,也是又想怂恿别人上,他又不想担太多责任,话说一半,又说自己不是很了解情况,只是提醒一下,让了解情况的人去具体讨论。

    史可法听了后,倒是比较公允,他觉得所谓藩王是否忠孝贤明贪淫,平时也不太看得出来,拿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攻击福王,还是有点不厚道。

    虽然历史上,史可法最终跟马士英说过“福王七不可立”,但说良心话,大部分是别人攒局凑数的。史可法本人想到的核心理由,其实就一条,那就是指责福王还是藩王时,便“干预有司”。

    虽然《明史》没记载福王具体怎么干预有司了,但考虑到史可法的人品,后代研究者倒也觉得,福王在崇祯死前那段时间,多半是真的干预有司了,

    毕竟从后来的结果来看,福王确实是有野心的,二来他在崇祯刚死时,就结交到了一些地方藩镇武将的支持,如果完全不跟官场、武将结交,他怎么可能这么快获得支持?

    而且史上攻击福王的那七点,唯有这一点是史可法亲口亲笔指出的,要是没有点根据,史可法犯不着这样糟蹋自己名声,要是肯糟蹋,早就连另外六点一起糟蹋了。

    当然,不管历史上的福王,在崇祯死前,干预有司的具体情状如何,这一世,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,他确确实实落下了一个实打实的干预有司——

    就在崇祯死前最后一两个月,朱树人的部队北上救驾前夕,闯军南路军的刘芳亮部队,从河南攻打山东、河北,当时又攻破了归德府,知府、同知梁以樟、颜则孔弃城,率军突围逃跑,

    亳州守将以及奉命救援归、亳的淮北藩镇刘良左,也都有弃地和避战不救的罪过。崇祯当时还下令要追责这些人。

    (注:不清楚的,跳看的,可以回去232章考古)

    当时,福王朱由崧就看在梁以樟等人,在前一年他和潞王叔逃到商丘避难时,曾经庇护过他们,有点恩情,于是大包大揽从合肥去凤阳,找到凤阳总督马士英,托人情庇护梁以樟、颜则孔和刘良左。马士英也卖了他这个面子。

    朱由崧敢这么干,估计也是当时已经看明白了,崇祯很有可能要完蛋了。事实上他这么干之后,崇祯也确实没活满两个月,

    朱由崧这番请托人情,也让凤阳周边几个府的地方官和武将,对他感恩戴德,觉得是福王殿下明察秋毫,截胡了陛下滥追责问罪的乱命,保住了几个失地败军之将。

    经过这事儿,朱由崧人心倒是收买到了,但他显然也落下了一个比原本历史同期,更加确凿无疑的罪证:他实打实地“干预有司”了!

    干预具体手法,就是劝阻凤阳总督马士英执行崇祯下达的“问罪梁以樟、刘良左”等人的旨意!这是抗旨级别的“干预有司”!

    虽然从结果来看,这个干预体现的是“仁厚”,是保人救人,也确实收买到了人心,而且只是打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差,当时兵荒马乱的也没人管,但法理上就是干预。

    哪怕他觉得,几个月之后,这个位置就该他坐了,但提前越权,就是会落人把柄的。

    偏偏朱由崧也是没办法,他毫无官场根基和势力,眼看崇祯要死,他多拉一两个督抚和武将作为后盾,也很正常,显然是经过脑子权衡后的决定。

    朱由崧很清楚,他那位堂叔倒是什么都不用做,可以以软弱仁懦示人,而且血统也比他远——但他堂叔命好啊!没生出儿子,断子绝孙,只有一个女儿,还嫁了个手握二十多万兵马的总督!

    就算朱常汸没有野心,朱由崧不敢赌朱常汸没有野心,他必须预做准备。猜疑链这种东西一旦启动,不是说对方表现得人畜无害,另一方就能收住手的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六部重臣中,史可法对于朱由崧“干预有司”的具体表现和细节,算是最了解的。

    谁让他在当南京兵部尚书之前,就是从如今马士英那个位置上挪过来的呢,在安庐和凤阳的明军之中,史可法的眼线是最多的。马士英刘良左和朱由崧的小动作,他也就都有所察觉。

    既然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,史可法自然不屑于再去捕风捉影栽赃,于是他就只攻击这一点,把上述“福王干预有司”的作风瑕疵,跟其他五部尚书都说了。

    “……是否贪淫、不忠不孝,暂且不论,这干预有司,越权擅断,却是几乎实打实的。如今的问题,只是这个罪过,是否能影响到血缘伦常、足以决定是否让其监国的程度,有没有那么严重。不知诸位以为如何?”

    其余众尚书听了之后,也是反应不一,好几人精神一振,王铎执掌吏部,对于朝廷权限法度最敏感,当下就表示了这个罪过可是不小。

    礼部尚书姜日广,则摸着胡子犹豫:“干预有司确凿,着实不是小事。但只靠这一点,就推翻伦常亲疏远近,怕是还不太够。

    毕竟如果按照伦常,福王确是陛下殉国后,血缘最近的藩王了,说起来他也是提前了一两个月滥用权力……如果我们不追究,却也没人会去追究。此事毕竟还没闹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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