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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时点不同。就是按高度来说，在一座山上，季节变幻的节奏也是不一样的。
时间和地点两维图像所产生的推理结论，根本无法适应这山区的三维地形，在判断时机上，产生了巨大的困难。这就是，重庆山区阴阳师难当的重要原因。
气候多变，计划跟不上变化，所以，人就没有长远打算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反正不知道明天是天晴还是下雨。或许，这就是巴山人的缺点吧。但这缺点之中，又隐含着优点，就是抓紧时间，赶快把能够做的事情做完。勤劳，是真的。格局就不可能大了，因为长远的东西变数太多，不想那些，干就是了。
只问耕耘不问收获，也许是合理的。
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不怨天尤人，天意难测，从气候上就可以看出来。所以，平静地接受上天的安排，只作人事上的努力。所以，四川人，特别是重庆人，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。因为他们知道，天命不可测，而人只要努力和勇气到位了，就是英雄了。
这种悲剧色彩，是很可以出戏剧和伟大艺术的。但是在重庆，伟大的艺术即使产生了，也没人欣赏那些大部头，人们没时间。时间、气候和地域上的碎片化，让人们只能在即时性的幽默上，产生艺术作品。
所以，这里的人，说话是讲究幽默的，幽默是临时创造的。这有点像相声中的现挂，是很考验人们的聪明的。《疯狂的石头》中，开关的台词就会让人会心一笑:“狗日的，高科技，无人驾驶。”
这种笑话，在每个大街小巷、每个人的口中，都会听到。
碎片化的环境，要展开宏大叙事，必须有一条不受环境影响的主线。这条主线，重庆人，选择了感情。重庆人的感情，如同奔腾的江水，是很浓烈刺激的。
他们的食物很刺激，调料用得夸张。他们不怕什么禁忌，因为禁忌了也无法保证平安，反正，天气总在变化。他们的语言很刺激，最常用的艺术手法，就是夸张。
当自身命运很大程度受环境的突然改变，让人没有主动权的时候，人们就喜欢把日常的生活与天联系起来，让小事变得高大上。比如我们说一个人，破坏性很强的皮孩子，北方人只说这人淘气，或者说这人皮。但重庆人的说法就很巨型:天棒！
把零碎的东西罗列，并无逻辑，造成一种荒诞的联系，也是笑话的来源。比如，有走江湖卖跌打药或者神药的，这种人在全国都有。
在武汉，同样的码头城市，他要吹的是这个药对哪个病如何神奇，或者说自己以前得了某病，到处无法医治，得了这个药，才治好的。中心思想稳定，就是有特效的意思。讲故事也罢，说效果也罢，反正有思路有脉络，大家也好理解。他们的套路是，摆事实讲道理，让你不得不信。
但重庆的跑江湖的人，就不这么说。他所展示的是一网打尽的全面性。罗列大理不相干的东西，你虽然听起来像假的，但在气势上，你又有点愿意相信。说到激动处，声泪俱下，让你不忍心不相信。
他说药效时:“我这个药，专治跌打损伤、五谷痨伤、风湿麻木脚转筋，头昏脑花眼睛胀。头上生鸡眼、脚底长脓疮，伤风三日皮肤痒。”你听听，这是专治吗？万金油也没它厉害。
要说用法时:“我这个药，不酒泡酒无酒泡尿，无酒无尿可以干嚼。”这基本上是只要进嘴就行。况且泡尿连进嘴都难。观众一听笑了，冲他的幽默劲和卖力的表演，不给点收看费都不忍心。
要说价钱:“我今天不是来赚钱的，各位师傅大爷，初次来到这大码头，我这里有礼了。俗话说，兄弟药好不好不要紧，伸手不打送礼人。我先给的人，权当是送礼，不赚钱，只要你给我扬名。当然，有大财主有大善人，可怜兄弟风吹日晒，要给两个稀饭钱，我也在这里作揖问安，拜你老人家。祝你老人家一帆风顺、四季发财、五谷丰登。”
凡此种种，你不是在买药，你是在买同情买恭维买娱乐买那一种高兴劲。重庆人实在，凡有几个过路的，无聊的或者身上有点闲钱的，总得打发几个。这个是以卖药为引子，完全是小品演出，收的是个艺术钱。
每个人都需要艺术，只要他吃饱了。但巴山人对艺术的要求是，必须简短，没长时间欣赏。短短的时间里，你必须催泪或者逗笑，要不然，没人有功夫细看。这如同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类节目，100秒内观众没有大笑，这节目恐怕是上不了台。
在人与人的交往中，感情也是第一位的。四川的袍哥多，而巴山的袍哥，更是混入了每个地方的生活。袍哥人家，绝不拉稀摆带。人与人交往，讲究的是个情义。
大家对积累财富之事，大多不抱有很大的希望。第一是因为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，也就是说作为农耕社会比较难以耕作的地方，积累财富的难度太大，所以大部分人不抱理想。第二是因为，在这气候地理人事巨大变化和碎片化的地方，财富也容易流逝，况且碎片化，导致土地和资本的兼并很困难，始终在经营上，属于小块积累小本经营小打小闹的阶段。
这种情况，有古代有点像小农经济，在现代，有点像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，都没有发展到中原地区剧烈兼并的状态，也没发展到垄断资本一统天下的状态。
这种自由竞争的状态，除了因为贫困外，更重要的是碎片化的原因。它使人们在经济上的等级制度并不明显，所以社会上的等级制度也就不厉害。人与人相对平等的状态，在这样的环境，是可以产生和延续的。
正因为人与人交往的大致平等性，导致规则的一致性。讲义气讲感情，就成了大家公认的传续下来的交往规则。
在中原地区，人与人交往的规则是“礼”，但这种规则是没有多少一致性的。因为对象不同，所给予的礼的等级也是不同的。原因很好理解，中原地区与中央政府近，等级管辖是严格的，所以规则也就分等级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几千年的朝代变换中，虽然屡有王朝更迭，但经济地位总是少部分人兼并着大部分人的财富，造成了世代贵族和世代贫民，唯有科举一途，可供少数人摆脱阶级圈层。
所谓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”
孔子当年制订礼时，是参照周朝的规则制订的。周朝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，等级相当分明，礼分对象等级而差别极大。好处是，社会管理有秩序有阶梯有规范，便于国家管理和人与人之间各安其位。坏处是束缚人的阶层上下流动，抹杀了社会积极向上的创造力。
还有一个坏处，就是在很多时候，变得与感情和基本人性相背离，让人很不舒服，生硬地剥夺了幸福感。
比如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去世了，他箕坐于台阶上，已经有因感情迸发而失礼的先兆，学生们以为，老师要做一个真性情的可爱的老头时，老头却因礼制的束缚，把自己搞得很痛苦，把学生搞得很尴尬。
学生们在给颜回办丧事时，请求借孔子的车一用，孔子虽然感情上非常想借，但他以礼制的理由拒绝了，因为颜回不够级别。
重庆人遇到这种事，就不这样考虑。只要感情到了，穿一条裤子都行，车子算什么？
巴山人生活已经够苦的了，为什么在感情上还要亏待自己？谁知道明天下不下暴雨？今天天晴，就让我们欢畅一回吧。
有酒不饮空归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好就是好，喜欢就是喜欢。坏就是坏，讨厌就是讨厌。老天爷已经压抑我们好久了，现在就不要压抑自己了。莫做那一本正经的样子，装什么装？
不要跟我说大道理，我没见过也听不懂，更不喜欢，好像你要做什么大事似的。你只说，现在要得不要得，巴适不巴适，就行了。
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，与命运的不确定性有关。
李白就是这种思想。“况人生若梦，为欢几何？”他还写到:“主人何须言少钱，径须沽酒对君酌。五花马、千斤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乐同销万古愁。”
在四川还有一个苏轼，他也是及时行乐派。但他的行乐更高一个层次，那就是最艰苦的地方，仍然可以找到快乐，只要你有行乐之心，只要你没死，那我就要娱乐致死。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！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为什么这么潇洒？因为在四川人看来，只要人活着，就没有什么困难。
困苦，又不是没见过。蜀道难吧？李白还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？命运是老天爷安排，快乐是自己体会。
何况，你给我带来了快乐，比送礼还好，这就叫:人对了，啥都行！